從1765年起，直到20年後Jean-Marc退休為止，江詩丹頓的錶上多半都只有簡短的「Vacheron à Genève」，原因可能是他的兩個兒子也成為製錶師，同樣在作坊裡工作；這個時期的錶有一些流傳下來，其中一只獵錶的年份是1760年，面盤上寫著「Vacheron à Genève」。另一只完成於1775年，錶殼的外觀裝飾較為簡單而厚重，符合當時中歐流行的風格，從這款錶上可以見到日內瓦能夠成功外銷錶的理由，只要客戶偏好的款式，製錶師就會盡力滿足。另一只1839年的江詩丹頓錶則採用了伊斯蘭風格的紋飾，應該是針對義大利的威尼斯、或是特里亞斯特這些與回教地區貿易頻繁的市場而製作。
十八世紀後半是「Fabrique」的黃金年代，為這個組織工作的製錶師、工匠約有2萬人，雖然當時政治局勢不算穩定，中產階級與君權主義者都希望擴張自己的政治權力，但幸好沒有影響到經濟環境，製錶業仍然蓬勃發展；但事實上製錶業內部也有另一場美學與技術上的革命。當時知名製錶師Jean Antoine Lépine在巴黎工作，而他開發的橋板式機芯、同時率先在面盤上使用阿拉伯數字時標，漸漸地影響所有「Fabrique」打造的懷錶。
江詩丹頓的錶也能看到這股趨勢，一枚署名「Vacheron à Genève」、在1785年左右製作的錶上就採用阿拉伯數字，今日的大環境下或許覺得羅馬數字與阿拉伯數字只是美感上的差異，但在十八世紀時那代表的還有宗教信仰的底蘊。事實上，當時幾乎只有新教徒會使用這樣的面盤；而被稱為「Lépine Caliber」的橋板式機芯也取代了原本主流的全板式機芯，成為業界最常見的機芯型式。全板式的機芯所有齒車及零件（除了擺輪及擺輪橋板）都被包夾在兩塊主要機板之間，不僅裝配不易，維修也相當麻煩。Lépine的設計仍是今日鐘錶主流，當然隨著科技進步，精度與組裝容易程度也有改善。
Lépine在1755年左右開始開發橋板式機芯，除了組裝方便之外，它還能讓機芯體型變薄，因此深受法國客戶喜愛，江詩丹頓第一枚採用「Lépine Caliber」概念製作的錶也出現在1780年代末期，但這枚錶上不再署名「Vacheron à Genève」，取而代之的是「Abraham Vacheron Girod」，這是Jean-Marc次子的名字，那時江詩丹頓已經由他主導。在1950年代之前，江詩丹頓所保存的大量文件裡，能追溯到的創始人一直只到Abraham，1955年才發現關於Jean-Marc Vacheron的書面紀錄。這份文件並非江詩丹頓所保有，而是日內瓦政府所保存的檔案，也就是Jean-Marc與Hetier所簽定的「學徒」契約，這項發現也讓原本以為始於1785年的江詩丹頓，創始年代再向前推了30年。
許多製錶師都在「Fabrique」的架構下製錶，父死子繼、兄終弟及的情況也頗為常見，製錶師在有能力主持自己的工坊之後也多半迅速分家獨立。因此在1790～1810年間署名中有「Vacheron」字樣的懷錶簽名樣式複雜多變，像是署名「André Vacheron」的錶，就由Jean-Marc的長子製作，而Abraham Vacheron在婚前製作的錶，則是「Abraham Vacheron」，婚後才又加上「Girod（這是他太太的姓氏）」字樣；還有另一種署名「J P Vacheron」的錶，則是由Jean-Marc Vacheron的姪子製作。
